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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毅：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中新网1月12日电 题：侯毅：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中新财经记者 夏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大势所趋，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盒马CEO侯毅近日对中新财经表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对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发展质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他看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贯通产业链上下游，能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并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新零售通过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融合，全链路数字化运营，线上线下一体化商品与服务体系，实现对人民美好需求的快速响应，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业产业容易受到农业自然因素、销售渠道单一、物流体系落后、品牌优势薄弱等多方面影响，而出现产量与质量的波动。我国许多特色农产品重要的经营主体是农户，因其“小而散”的特点长期游离于市场边缘，很难分享到农业产业链的增值红利。”侯毅提出，如何构建标准化、常态化、精细化的供应链体系与稳定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农业现代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他举例称，盒马探索出一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订单农业新模式——盒马村，这是运用数字技术打通农业上下游产业链，指导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全链路以需定产，与盒马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发展数字农业的典型村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全国24个省市的140个盒马村年度农产品销售额达70亿元，带动4万余名农民就业，实现农民人均年增收超过25000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10余万亩。

　　据侯毅介绍，在“十四五”期间还将在全国建设1000个“盒马村”，并在国内农业产地采购共计1000亿元的优质农产品，持续通过盒马村模式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在侯毅看来，数字经济为传统农业提供了新的销售通道，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打通从初级农产品到高品质商品之间的通道，可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而给乡村振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同时，打造稳定的农业供应链不仅成为中国人端稳饭碗最重要的安全根基，还能够优化和稳定农产品的供给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离不开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商品中台建设能力、组织规划能力。

　　此外，他还提到，推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农业数字化正越来越多地从消费端的“餐桌”走向更上游的生产端“土地”。通过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农业的多种功能不断被开发，农产品的价值链不断提升，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被满足，从而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新供给激发新需求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路径。

　　侯毅说，展望未来，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以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引领，我们要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不断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